在他的说法之中，上达于天而后可以言仁，是指出仁不仅是人道的原理，也是宇宙的原理，人的求仁之学也是从下学而最终与天合一。
今夫鬼神又（有）所明，又（有）所不明，則（以）亓（其）賞善罰暴也。施恩而求得到报偿，是儒家式思维的缺陷。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虽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闻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对曰：未之得闻也。自从他信教以后，家里几乎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为虔敬侍主而不惜撕裂家庭关系，或情有可原。如果确实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要全面反思自己既有的价值判断，摒弃推己及神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进入专题： 罗尔事件 墨学 基督徒 。约伯也曾质问上帝为何此世义人受苦，恶人亨通。同时可知，社会制度安排者光有好的止恶动机还不够，还得多动脑筋，想方设法制定出真正有效的止恶制度。
与之同时，也唯有在这样的状况下，那些居心不良的坏人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尽管心里不情愿，也不得不开始学着以合乎道德这唯一可行的方式去行动、去谋利。2、道德对社会经济发展是否有益？ 道德虽有以上好处于人，为何却无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理论界在改革开放之初出现的经济的发展要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道德经济二律背反论和近期出现的腐败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腐败经济学之类说法，更是把道德放到了经济发展的对立面，似乎道德不仅无助于经济发展，甚至还有碍、有害于经济发展。俗话说好邻居不扎篱笆墙，此喻甚佳。继而，他们也会如好人那样，因发现做高尚之人的意义或好处而喜欢上道德，并开始自觉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人格。
有权者不搞权力寻租，不任人唯亲，不整假招标，不干巧取豪夺、一夜暴富之类卑鄙勾当，那么我们的社会现在还会存在那么多不公正和那么悬殊的贫富差异吗？ 3、人们为何不愿讲道德？ 既然道德如此之好，也有不少经济效益，为什么社会中还是有那么多的人不愿意讲道德？这一点是否反证了道德其实没有你在这里说的那么好、那么有用？ 道德作为约定俗成的产物，只要一个人遵从而行，墨子认为必然会带来投桃报李的结果：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⑨]就上而言，则合乎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解释，即人们大都是在生理需要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会开始将包括归宿感、爱、自尊、他尊等在内的道德价值和精神性需要变成自己的优势需要。
与之同理，如果说官场的腐败沉疴重症是负效制度安排所致，那么，其他所有不道德行为泛滥成灾的地方，也必是如此。同时，我们还应再做两项宏观制度安排，一是社会征信制度体系，一是恰到好处的高福利社保体系。其一，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其特殊性在于它出自人们的约定俗成，而不同于法律、政策、体制、纪律、规章等制度性社会规范，它们均出于组织的制定。但制度不惩罚，不等于社会不惩罚。
道德之所以能使人们相互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在于道德作为规范总和，本身含有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协调性规范，并且所有此类规范，诸如公正、公平、平等、正义、博爱、仁爱、仁慈、友善、团结、互尊、互利、互助、宽容、慷慨、谦虚、诚信、勿说谎、勿偷盗、不骂人、不打人、敬老爱幼、助人为乐、拾金不昧、见义勇为、无私奉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则立人、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从其含义来看，就知道它们全都不是为了制造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冲突，而是为了追求人际关系的融洽与温馨。此外，由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⑥]，上述两种改进止恶制度的方法，均应在动员各方面力量的群策群力的前提下进行。不仅如此，道德也必然会有益于社会。恰到好处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应由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体系、较高水平的失业救济金和较高水平的社会最低生活标准等制度安排构成。
社会制度因有掌握众多赏罚权力的国家机器和合法暴力为直接后盾，可以通过剥夺人的各种资源或利益而对人进行种种严厉惩罚而形成巨大强制力，这就不似社会舆论的惩罚，因仅能剥夺人的名声、声誉而强制性不够。但是，由于作为道德直接外部后盾的社会舆论，其警告和谴责只能对内心向善或信奉道德的人起作用，而不能对成心损人利己、成心作恶的人起作用，所以一个社会若想全面有效地防止有人不讲道德故意作恶，还得请由政府制定的社会制度出场帮忙。
另一个特点是道德除了有行为规范，还有品质规范，如仁爱、仁慈、明智、勇敢、节制、忠诚、慷慨、谦虚等等，都是对人品质的要求，而制度和习俗等其他所有类型的社会规范，则仅有行为规范而没有品质规范。这不难理解，凡当公务员者，没有不想不断晋升的，当他们发现干得再好也没用，唯有跑官买官这一条路时，其心理就会失衡，继而对道德产生动摇，乃至坚守不住，最终放弃以跑官买官为耻，选择了与跑官买官者同流合污。
道德不仅有降低交易成本，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经济效益，另外还有实现分配公正方面的社会经济效益。这两种方法，都属于对制度安排后发优势的利用，能大大减少因完全靠自己摸索尝试而产生的各种社会成本。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就不会有人为了一己之私而掠夺毁坏自然资源，污染糟蹋生态环境，导致每年都要不断地投入大量社会资金进行治理、恢复……这样的如果，实际还可以罗列很多。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违法乱纪的贪污腐败和刑事犯罪，国家也就不必花那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去侦破办案，国库的钱自然会更多。比如我们的反腐败制度安排也反对跑官买官，可是由于存在设计缺陷，一般发现不了谁在跑官买官，谁在受贿卖官，因而买官者和卖官者总能顺利达成交易，各得其需，且没有什么风险。就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说，除了那些还未完成社会化的未成年人中，有因无知而违反道德的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恶行，都是故意而为，即为了得到自己所看重的某种利益，而明知该行为属于不道德、属于违法乱纪也要为之。
[⑧] 转引自刘灿璞主编：《当代犯罪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⑩] 如是，这里可扪心保证，只要我们如此这般去做，道德蔚然成风之势必成。
而那些所谓社会不存在道德滑坡的种种辩词，则均可休矣。关于道德是什么的问题，学界一向存在多种不同的说法，并且始终未获统一。
就下来说，诸多中外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统计数字和研究结果表明，贫穷（包括看不起病）和犯罪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如李斯特就说：大众的贫穷，是培养犯罪的最大基础，也是遗传素质所以质变的培养液。如果大家都是讲道德的人，那就不会有假冒伪劣商品和食品安全问题，于是大量生产原材料就不会被糟蹋浪费，人们也不需要为本不该得的病花钱治疗。
另一方面会在追求和谐人际关系时，愿意施爱于人，贡献于天下，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受人敬重的高尚之人，甚至能由此而以立德的方式使自己的生命得以不朽。同时，这一制度安排也会使社会信誉度高的好人，因有诚信带来的优势或好处，如能获得更高信贷、更容易竞得好的社会职位、更容易达成交易之类，而愈发愿意讲道德。社会对这些小恶的惩罚是由道德舆论担当的。虽然我国在社会道德呈滑坡态势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总量依然一直在持续增长，但如果社会道德未滑坡，由于道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那么我国此时的经济状况一定还会比目前已有的状况要好很多，因而道德实际上也有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
进而可知，我们若想逆转道德滑坡的颓势，让人们重新变得愿意讲道德，就要对症下药，将存在于社会各个领域的负效止恶制度全都检查出来，一一加以纠正，使其变得好用、灵验、有效，而且是有长效。可以承认，我国在社会道德呈滑坡态势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总量确实依然一直在持续增长，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道德无益于经济。
自为性道德规范既有劝人不断进取的内容，也有告诉人如何应世、应变和如何进行自我调适的内容。因为如果社会道德未滑坡，那么，我国此时的经济状况一定会比目前已有的经济状况更好，并且还会是好很多。
但其一旦成功，就能使我们在这个社会事务的管理上反超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一为覆盖所有行为主体的社会征信制度体系，一为恰到好处的高福利社会政策。
[⑧]而孔子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也有类似意思。其三，道德作为人的工具之一也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在对人的需求的满足方面，它是通过提供善的为人处事方式的方式来满足人的两种特定需求的。鉴于正能量的道德说教在我们国家从来都不缺乏，接下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将那些负效止恶制度全都变为正效止恶制度？ 基本方法有二。[①] 这个道德定义包含以下信息。
这就既将道德与制度相区别，也将道德与习俗相区别。此外，道德的直接维系后盾是社会舆论与个人信念，也不同于制度所拥有的直接后盾，即组织权力、国家机器和合法暴力。
可是问题又来了：难道我们一直以来不是都有防止各种不能容忍之恶行的制度吗？为何还是止不住它们的生发、泛滥？ 这是因为，制度本身有好坏优劣之分，制度的止恶效果也有好坏优劣之分，而我们国家的止恶制度安排，从实际情况看，不得不承认，大多都是无效、低效甚至负效的，可谓劣制。止恶是指对任何毁弃约定俗成、破坏道德的行为，要进行事前防范和事后惩罚，以此杜绝交往中不讲道德的情况的发生。
既然如此，道德在本质上自然会是一个有益于人的好东西。因为它一方面可以为我们减少大量人身财产方面的伤害和损失，另一方面也能为社会治安节约大量政府财政开支。
